在罗大佑的一首歌《亚细亚的孤儿》中，这样唱道：“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是什么造成了这个社会的冷漠和不公平？是什么使得那么多朴实而善良的灵魂被欺凌、被压迫？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渐渐下意识地提倡珍视生命，提倡不要为了一根不小心掉进水里的稻草而跳进滚烫的河里。不但如此，面对那些自寻短见的人，我们还会不遗余力地劝他们：即使生活再艰难，社会再黑暗无道，我们还是要顽强地活下来。
可是，我们一心提倡的珍视生命，是不是应该也包括珍视生命中通过努力而能获得的平等、自由的机会？
不要再抢孩子们的玩具，不要剥夺他们生活在社会中残存的自尊，让他们有机会发出属于自己的呐喊，让他们的呐喊被更多人听见，让有幸听见的人们，自觉地去完善人类的命运……或许这就是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需求。
在中国西南的某片竹林深处，有一个叫周伟福的年轻人。据说，这个名字是他刚满月时，爷爷请山上的老道士给取的。当地人信奉这个，认为天地万物皆有灵性，而人则是这万物中至金至贵之物。所以，当周伟福降临于世时，对其寄予厚望的父母必请当地德高望重的人来为自己的孩子取名，以求日后平步青云，飞黄腾达。
可长大后的周伟福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这老道士给他取了这么一个难听的名字。他一直想把这的名字给改了，只要是名字里有个“福”字，他就永远觉得太土气。在县城上高中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名字，他总抬不起头来。这种自卑的情结会伴随他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每当有人叫他的名字，他都尽量装作没听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回应对方。
周伟福是家族里的独根独苗，香火传人，所以深得爷爷的疼爱。爷爷还在世的时候，反复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周伟福三岁的时候，生了一场怪病，每到半夜就学狼叫，一直叫到后半夜才罢休，叫完后喝一大碗水，出一身冷汗就睡过去了。长此以往，村里那些人个个都心惊胆颤，以为他是狼孩，留着他必将成为祸乱之源。
为此，周伟福的家人是想尽了办法，赤脚医生来了好几回都没用，医院也没辙，请道观里的巫婆跳大神也没跳好…….正当束手无策之时，有个背着背篓去山上采药的外地老中医路过他们家，给孩子开了包药，四碗煎作两碗喝，周伟福竟是一夜之间就好了。
奇怪的是，那老中医并没有收钱，只是在他们家吃了餐饭，喝了几碗自酿的米酒就走了。临走时，只一个劲地笑着称赞这米酒酿得好，益寿延年，活血祛瘀，温经通便。
其实这种故事，编进小说里的不知有多少，可周伟福却深信不疑，从此对中医产生了一种无比崇尚的向往。他觉得自己这条命是那个老中医给救的，觉得只有像这种悬壶济世的人才值得被尊重。
后来，年迈的爷爷中风了，半身瘫痪，卧病在床，大小便失禁。全家人四处打听那个老中医的下落，却一点音讯都没有。
爷爷并不想死，但看到家人为了自己这几根老骨头四处乱窜，只得说：“算了，这是天命！人力怎么能抗得过天命呢？他来了也不一定管用啊！”没过多久，他就心平气和地咽气了。
为此，周伟福一直感到很遗憾，不都是命吗，难道生命也分贵贱？为什么有人救得了自己的命，却没人来救他爷爷的命？
后来，周伟福便立志要学中医。高考后，他的成绩刚好上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选了医科院校的中医专业。悬壶济世这样的口号在这个时代或许太大了点，他只是怕自己的父母有一天也会病、会老、会死……他只是怕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带走……
“要走出这片山，到更远的地方去，要扔掉老祖宗扛了几辈子的那把破锄头，要抬起头来做人，要做个人上人。”这是周伟福从小听到大的教诲，每个比他年长的人都这么跟他说，好像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权力去安排他的未来和使命一样。
“好风凭借力，送我入青云”，可自古华山一条路，在这个连人造卫星都探测不出来的小山沟里，只有凭借“教育”这股风，才能把他送到山外去。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考上大学的周伟福确实在村里扬眉吐气了一把，可当他从老师手中接过这本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全家人都坐在院子里叹气。
父亲低声地对母亲说：“怎么办？学费，住宿费，加上每个月的伙食费，一年就要一万多块。”
“还能怎么办，砸锅卖铁也不能让儿子辍学啊，大不了卖血！”
“现在城里都鼓励无偿献血了，卖血卖不了几个钱的。唉……”
父亲的叹息声，还是传到了儿子的耳旁。
如果我们用相对论的概念去审视这一万多块钱，会发现这其中很有意思。
“货币，商品交换的媒介。”这是周伟福在高一政治经济课上学到的最有意义也最空洞的一句话。
商品交换的媒介——这可怜的一万块钱，可能还不够支付某个政府官员一顿饭的公费吃喝；一万块钱，可能某个不知油盐柴米贵的富家女逛几次商场也就花完了；一万块钱，如果是像之前提到的玩世不恭的孙逸之流，和陌生女孩开一两次房也就没了；一万块钱，富甲一方的企业家坐头等舱出国开一次不知所云的会也就没了；一万块钱，估计都还不够那些沽名钓誉的绅士们喝一瓶假红酒……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万块钱，可以买多少本书，可以让多少食不果腹的孩子体验一回温饱，可以改变多少人悲苦凄惨的命运？一个在山西煤洞里没日没夜挖矿的工人，要挖多少煤，才能挣得够这一万块钱？一个在广东、浙江某车间里劳作的缝纫工，要车多少件衣服才能挣得齐这一万块钱？一个在街上卖烤白薯的老太太，即使排除城管的围追堵截，她要卖多少块白薯，才能挣得齐这一万块钱？
这一万块钱，局限到周伟福的家里，就折换成了多少头猪、多少斤稻谷、多少亩地的橘子。一个自给自足、基本不参与商业交易的小农家庭，如果收成好的话，在这太平岁月，自然可以丰衣足食。可一旦要把这些收成都换成“商品交换的媒介”，才发现它们是那么不值钱。那些厚颜无耻的专家都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基础，恐怕也只夯实了农民们不揭竿而起的基础，好让他们安于这岌岌可危的温饱，而至于其他的，专家们恐怕也做不了什么。
好在这些憨厚的农民们不会问：为什么有些人能泡温泉洗桑拿，开着轿车满街爬，而他们却只能日晒雨淋，伺候这贫瘠的一亩三分地。他们只会怪自己没文化、没见识，享受不了这荣华富贵、紫醉金迷。他们只会在路边停下来看着这些作威作福的轿车从身边开过，扬起一路的污泥，然后，扛着锄头走向另一块菜地。
贫苦人在现实的泥沼中挣扎，富贵人则喝着贫苦人的血汗，忍受时光的虚无与沦落。“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可周伟福的父母手中握着的并不是玩具，而是他们辛辛苦苦一年、两年或是多年才积攒下来的血汗，而是他们寄托在周伟福身上的所有希望。
家里人卖了几头猪，把新收上来的稻谷也卖了，也只是给周伟福筹集了学费和住宿费，可每个月的伙食费却不知道从哪里来？为了挣够自己这半年的伙食费，整个暑假，他都在县城的建筑工地上打工。
那是温州老板投资的一片商品房，建成之后，这里将逐渐成为县城最繁华的地段。大城市的房地产已经基本饱和了，剩余的流动资金便流向了二三线城市，以及这种弹丸小城。
周伟福第一次来到这片工地时，看到门口拉着一幅横幅，上面写着：“安全生产，注重效率。”
可是第二天刚上班不久，就有一个工人从高楼上摔下来，工地上扎堆的钢筋插得那人全身漏洞百出，落地的时候，扬起漫天灰尘，久久不能平息。
周伟福围观上去，看到那个男人，他口中不停地喷血，四肢抽搐，脸上身上全布满了污泥，完全辨不清他的模样。几分钟后，救护车来了，众人手忙脚乱地把他送上车，可还是不治身亡。
就因为那些污泥，连死时的面目都被无情地掩盖了。如果被烧成一堆骨灰，还有谁会认得出自己？
那晚，周伟福躺在用简陋的帐篷搭成的宿舍里，他旁边的那些老工人则一如既往地喝酒、打牌、讲桃色笑话，好像死去的那个人跟自己全无一点干系！
晚上工地依然亮着灯，他看着这些整日生活在污泥中的工人，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为什么他们可以对同类的死冷漠到不为所动、习以为常的地步？为什么他们可以对自己的命运如此麻木？他们是不是对未来早已失去了期待，又或者像周伟福的父母一样，把希望都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
他以前也经常听到身边的长辈抱怨：“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现在，看到帐篷下这些佝偻的身影，他才明白其中的绝望。
可是，擦干身上的污泥，不就能看清自己的容貌和身份了吗？重整衣衫、重修边幅，也可以跟他们活得一样体面，只是这灵魂中到底少了什么，是与生俱来的那份骄傲，还是改变现状的勇气？
有一次，周伟福站在未竣工的楼顶，透过迷雾，极目远眺，他看到城郊的一片菜地，绿油油的，整整齐齐的，像极了家乡的梯田。他又走到边沿，俯视脚下的那片工地。这个位置正是那个工人失足掉下去的地方，周伟福的眼前突然一阵眩晕，摇摇欲坠。
突然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拉了回来，是另一个满脸污垢的大叔。“你干什么呢？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这里已经死过一个了，你不想活也要死远点啊，别连累我们！”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刚才只是……只是有点好奇。”周伟福不停地弯腰道歉，不知道是不是庆幸自己没有从这里掉下去血溅三尺，他从没像这次这般真诚地道过谦。
“对死有什么可好奇的？！你年纪轻轻的，如果这样不自重，那真是死了都没人可怜。你想想家里的父母，他们把你养这么大，你……你这样轻生算啥？”
“大叔，我不是想自杀，真的。”
大叔也笑了，一改之前严厉、责骂的口吻，递给周伟福一根烟。
“大叔，我不抽烟。”
“抽一根吧，不碍事的。”
周伟福只好接过烟，抽第一口的时候，他呛得直咳嗽。
大叔见状，笑得更欢了：“我有一个儿子，也跟你差不多年纪，还在上学呢。你这么年轻就出来打工啦？”
“不是，我只是打暑期工，八月末我还得去大学报名呢。”
“恩，你这孩子比我家那个要懂事，我家那个就只知道跟我要钱。唉……也不知道学校天天都在教些什么。”
周伟福看到大叔额头上都是汗。“这大热天的，也别在这上面晒着了，当心中暑啊，我们都下去吧，找个阴凉的地儿。”
这一来二往，周伟福和那位大叔也就熟络起来了。他们聊起各自的家庭，聊起各自的烦恼……时不时地，大叔还教他怎么在工地上偷懒。渐渐地，周伟福也从大叔口中学到了很多平时不怎么接触到的脏话。天气这么热，活儿又那么重，身边又没个女人，不学几句脏话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败火啊！
忍着酷暑，流了两个多月的汗，直至大学开学前，周伟福终于在工地上挣够了自己头一个学期的伙食费。当然，这也只是卖气力而已，工钱不可能很高，但好歹可以缓一缓。
在一个陌生城市的清晨，周伟福下了火车，拎着一个蛇皮袋在城市中央的广场转悠了好久，才找到录取通知书上写着的、通往学校的路公交车。
公交车一路前行，开出了市区，驶向郊外，经过一座大桥，经过一个三岔路口，经过一个养猪场，经过一片橘子园，又经过一片坟地，才渐渐到了一个荒郊野岭的地方，才渐渐看到他神往已久的大学校门。
他下了车，望着大门口那十一根硕大的白色柱子，竟不知该怎么往前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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