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在客体的依恋
原著：JosephSandler,M.D.翻译：赵丞智
本文从内在客体关系理论的角度思考了依恋理论的一些临床意义和起源于这种关系的无意识幻想。文章聚焦于Bowlby和他的追随者们，特别是MaryMain所做出的贡献。MaryMain的贡献主要是发展出了基于语言的方法学（language-basedmethodology）来研究成人和儿童的表征性过程（representationalprocesses），她的工作填补了人类行为的系统研究与临床精神分析之间的裂隙。内在客体世界中固有角色响应性理论（Thetheoryofinherentroleresponsiveness）—自体和互动中他体的精神表象（表征），以及它们在互补性角色关系中通过无意识和意识信息的互相交换而得以外在化—被认为是Bowlby的依恋内部工作模型理论的精神分析面向的补充。角色响应性（Roleresponsiveness）既发生在内在精神世界，也发生在外在现实世界，所以个体既可以表现出对幻想客体的依恋，也可以表现出对外部客体的依恋。临床的案例表明了治疗师是如何在移情关系中通过对病人的行为表现保持自由漂浮性的响应性（maintainingafree-floatingresponsiveness）来重整（reconstruct）病人的依恋内部工作模型以及它们的起源的。因此，本文也例证了幻想的起源是如何来自于那些与个体感受安全或缺乏安全感的经验有关的愿望和恐惧状态，这一切都发生在个体与依恋客体的早期关系中。因此，本文也尝试了把幻想的精神分析理论和依恋理论进行了整合。
Marymain一直在做的研究和她的理论思想填充了行为的系统研究与精神分析的理论和临床实践之间的空隙。本文的目的是想通过内部客体关系理论和源于客体关系的无意识幻想来思考依恋理论的一些临床意义。
我自己对依恋理论产生特殊兴趣最开始是受JohnBowlby的一篇文章的影响，这篇文章就是年他在英国精神分析协会的年会上报告的“孩童连接母亲的性质”（Thenatureofthechildstietohismother）。这篇文章并没有被绝大多数协会成员所接受，主要原因是他们当时都热衷于这样的观点，认为对婴儿对母亲的依恋本质上在于母亲需要孩子的力比多的投入，而母亲投向孩子的力比多或者是直接以性的形式，或者是以去性的形式表现的。攻击驱力也被认为对产生牢固的依恋有显著的影响，攻击驱力导致了孩子的负罪感和对两价性爱的父母作出补偿的需要（needtomakereparationtoanambivalentlylovedparent）。
当然，现在我们都认为，以强调本能驱力（例如：性和攻击）为理论基础的经典精神分析一直都忽视了孩童与他们重要客体（特别是与母亲或母亲的替代者）的关系的非本能方面的临床和理论的重要性。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并不是所有的动机都被认为具有本能的特质。（我想区分清楚，对于精神分析师来说，术语“本能的”（instinctual）和“出于本能的”（instinctive）两者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后者指与本能驱力完全没有关系的复杂行为反应和活动。）起源于外部或内部的焦虑和其他不愉快情感是行为动机中最强烈的动机，因为个体需要维持一个安全的情感背景感受。我相信，正是动机概念的这种扩展能够在精神分析和依恋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了构建这座桥梁，我们尤其是需要思考在客体关系发展过程中情感的作用，同时我们还需要认识到把客体关系构想为能量对客体的投入（所谓客体的力比多贯注）是不充分的，而且也是过分简单化的。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知道客体关系是双边关系，是由主体和关系的另外一个人（比如：作为照料者的母亲）同等卷入的活动。我们也知道我们对生活中那些重要客体的想法和感受、我们对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对我们的期望，都是极其复杂的。当然，这种复杂性开始于孩童与他出生后生活中早期几周和几个月的生物学客体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互动。
Bowlby文章“孩子连接母亲的性质”中的论点是最本质的思想，他认为“婴儿有一个内在本质的需要，那就是与人类建立联系并趋附与人类。在这个意义上，婴儿除了有对食物和温暖的需要之外，还存在一个对独立于食物之外、而且与食物和温暖需要同等重要和原始的一个客体的需要（一个需要）”()。Bowlby称这个现象为“重要（原始）客体依恋”（primaryobjectclinging），同时指出，吸奶、粘附、追随、哭泣和微笑都是出于本能的反应（instinctiveresponses），用他的话来说，这些出于本能的反应都起着促使婴儿趋附于母亲的功能作用，同时也对促使母亲趋附于婴儿的互动性动力有所贡献()。我们从MaryMain那里看到了趋附于客体原始倾向发展的不同方式，这反映在起源于婴儿陌生情景（InfantStrangeSituation）的四个分类中。本质上，她描述的所有变异都显示了孩子试图感受到安全的现象。安全感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我们自己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安全感不仅仅是不舒服和焦虑的简单缺乏，它还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感知特质，而且我们把绝大部分普通的日常行为看作是维持最低安全感知水平的手段。很多正常的行为和许多临床现象（诸如特定类型的精神病性行为和成瘾行为）一样从自我试图维持这个安全感知水平的角度是能够被完全理解的。在论文“安全的背景”()中，我提出：除了以减轻焦虑水平为目标的直接的防御活动之外，自我将试图努力通过做出任何自身处理技术来提高安全水平以便平衡和抵消焦虑，同时或许提高安全感知最方便的方式是对知觉（想法）的改变和控制。然后，我提到了自我通过对刺激源的心力过度投入（thehyperinvestmentofsourcesofstimulation）以产生安全的知觉（想法），这被称为“安全原则”。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孩童在四个分类每个类别中的陌生情景行为（theStrangeSituationbehavior），我们可以看到安全型的孩童是如何相当快速地重建他的安全感知的。回避型孩童使用了对焦虑-唤起情景（anxiety-arousingsituation）的否认，而且通过操弄他能够主动控制的玩具在母亲返回时获得安全。
冲突型（ambivalent-preoccupied）孩童在整个情景过程中都感觉到不安全，他们在母亲离去时会产生强烈焦虑，并且设法通过集中全部注意力追寻聚焦母亲的方式来试图重新获得安全感觉，尽管这些努力并不能驱散孩童的焦虑不安和恐惧感。最后一个类型是紊乱型（disorganized-disoriented）孩童，这型孩童从生产焦虑的父母（anxiety-producingparent）那里获得了焦虑不安的经验，他们往往通过静止不动、向墙壁移动、转圈、或其他一些类似的方式绝望地尝试获得安全的感觉。尽管这类孩童紊乱的适应策略会保持明显的一成不变，但是这类孩子仍会疯狂地尝试找到一些安全感知的来源。
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假设：孩童对分离情景的反应、所伴随的焦虑和孩童所采用的设法重新获得一些安全感觉的手段，都会被内在化而变成一种内部客体关系。然后，这种内在的自体-客体互动被认为对个体以后与生活中其他人的互动方式产生特定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质疑，当我们谈到所谓内部客体的关系的时候究竟指的是什么意思，而且它们怎么会被认为对当前现实的人际关系会产生影响。因为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关于内部客体的构成成分、内部客体与超我客体和内射形象在术语上的同义使用、与无意识幻想中客体等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混淆，所以需要做出一些澄清。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混乱的概念并不意外，因为在精神结构中就内部客体而不是作为一个大尺度结构单位而言，超我的概念化一直就是产生于我们对客体关系和在分析性情景移情关系中这些客体关系被创造的方式的充分理解的一个重要发展。尤其是，对分析师反移情的觉察和理解一直在强调这样的事实，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涉及到许多非常微妙的、复杂的线索和迹象。全部的各种感受、愿望、想法和期望都被卷入进两个人之间持续发生的、具有互动特征的关系中。
在两个人的关系中存在着各种信息的无意识交换，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互动的意识和无意识经验的相互交换。关系的每一方，在任何时刻都是对方存在的角色，并且与对方无意识地达成了协议（共谋）目的是为了使得对方以特定的方式做出反应。而且这些角色与那些被概念化为的内部客体关系的东西紧密相连，这些内部关系的特征倾向于被外在化为我们处理与他人交往的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而这些处理与他人关系的形式被称为角色关系（rolerelationship）。
当然，角色关系并不局限于两个真实的人之间的互动中。在幻想中被反映出来的一个客体关系会涉及到自体与客体表象之间同样的互动特征，除了在幻想关系中，那些有幻想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愿望满足（wish-fulfilling）的方式而不是以现实生活满足的方式来控制幻想关系之外。
对所谓的内部客体依恋的问题可以被以下一个被分析的案例所例证。这是一个35岁的女性，不久前转诊给我做治疗的，转诊的原因是她有阴道痉挛的问题。这是一个痉挛的躯体症状，阴道痉挛可以阻止被她丈夫性的侵入，该症状是她与丈夫强烈的施虐受虐关系的一部分，在这种关系中，他们各自都很痛苦并且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互相折磨。这个患者叫Mr.B，有着过度的“被惩罚需要”，每当她在生活中或分析治疗中有进展顺利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她都会设法激发起一些她感觉到被伤害、被攻击或被批评指责的方式。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患者在进行了第一阶段明显成功的分析之后，她下次来的时候表现出了心理性耳聋的症状，幸运的是她没有完全失去听力，但是在分析中我越来越意识到我需要对着她喊叫以便让她能够听清楚我的说话。然后患者从分析治疗的第一阶段所获得的进展引起强烈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呈现出来了，而且很明显她促使别人朝她喊叫的需要是试图维持把她抚养长大的、具有惩罚性的祖母出现了的感受。她是通过再创造或激发那些熟悉的、被责骂的童年情景以便回到与祖母的早年关系中的方式来应对处理她那些不安全和孤独感受，尽管那个早期与祖母关系的情景有着痛苦和不愉快的面向，但是对她来说毕竟代表着安全。
Mrs.B的惩罚性祖母被认为是持续不断被外在化的一个内摄形象（introject）或内在客体—如，在移情中她被外在化映射在我身上—但是她也承担着使内部罪疚感（内疚感）为依恋她的Mr.B制造批评家的功能，这是一个通过Mrs.B重现自我惩罚行为来获得欲望满足的批评家。对残酷的和惩罚性的内部客体如此依恋的存在—因为这些内部客体提供了熟悉感和安全感，即使付出的代价是苦难折磨（译者注：在幻想中提供了熟悉的和安全的依恋客体关系，这可以降低现实焦虑）—让我们获得了从客体依恋角度对许多受虐形式的进一步理解。个体通过他与环境、与他自己的自体的互动持续不断地获得一种特殊形式的满足，持续不断地为他自己提供一种营养滋补品，这种营养滋补品在客体关系中被我们指称为“证实性肯定”（affirmation）。通过与他的世界不同面向的交互互动，特别是与他的客体的交互互动，他获得了多种多样的安慰、安心、可靠的感受。对这些情感性“营养滋养品”的需要毫无疑问是要持续不断地被满足的，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安全和可靠”的情感背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能够提供这种安全保障、这种平安康乐情感背景的外在或内在客体二者都成为了孩童的依恋客体（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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